这个案子老湿我的观点是，法院应该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或者裁定驳回起诉（后者更合适）。原因不在于书本中关于“同性恋”的观点的对错，而在于原告起诉的事实和理由没有法律依据，甚至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。

原告表面上提出的是一个产品质量纠纷，实际上这是一个关系言论自由或者平权的宪法性诉讼（审查）的问题。这种问题，不应该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解决，而应该通过违宪审查等方式进行处理，即由有关机关，对教材中涉及的言论，是否违反宪法进行审查。

区分智力成果的书籍是产品，还是言论，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，但是还有有基本的区分办法的，比如一本中文教科书，它的纸张、油墨、汉字符号，是它的载体。载体存在瑕疵或者缺陷，造成消费者损害，举个例子，印刷不清晰，纸张质量很差，纸张过于锋利割到人体等，这受《产品质量法》调整，是产品质量纠纷。

但是针对书本这种产品的内容，特别是针对书的思想、信息的“质量”提起的诉讼，这超出了产品质量纠纷的范畴，也不属于《产品质量法》的调整范围和产品质量纠纷的案由范畴。而属于言论自由的领域。

以产品质量纠纷案由受理这个诉讼，对出版教科书一方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。原因在于，产品责任是一种严格责任。啥叫严格责任？ 就是只要是你的产品有质量问题，造成了损害，一般你就应当承担责任。不问你本身有没有过错。这一点，在《侵权责任法》和《民法典》中都是这个态度。

《民法典》第一千二百零二条 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，生产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。

严格责任是一种非常苛刻的责任，除非有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，否则产品生产方，就逃脱不了责任。这种归责原则，对保护消费者和全社会是有好处的。

但是如果把严格责任引入到言论审查领域，就显得非常荒谬。原因在于，言论自由本身就包含着表达错误言论的自由，只要不违反法律和公序良俗，表达言论的权利就受到法律保护。

如果一定要求表达者发表正确，无任何差错的言论，这将导致言论自由的死亡。进而导致整个社会的寒蝉效应，科学和技术也将无法进步。因为即便是最伟大的科学家、社会学家，也不敢说自己的学说和言论是绝对正确的。科学本身就是建立在假说的基础上，后来者的研究，又不断推翻前人的假说，推动科学的进步。

在涉及言论侵权的领域，我们采用的是真实+恶意标准。即看言论是否真实，是否存在恶意。这种标准较之严格责任，是比较宽松的，也是符合言论和学术规律的。

回到题中，同性恋是不是心理障碍，这是一种观点，一种思想的表达，不论其观点是否对错，在法律上属于言论和学术的范畴。对此有异议，不应该提起产品质量诉讼，而是应该以言论驳斥、学术探讨或者违宪审查的方式解决。法院也要紧守司法和立法、政策的边界，不应在立法明朗之前，贸然对这种社会前沿问题进行决断。